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和《历史》第二卷的出版
（金冲及）

　　2010年7月份，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而不是由有关部门来召开这样的会议，足见中央进一步把党史工作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历史》第二卷在此后出版，自然格外受到人们关注。

　　《党史》二卷写的是党在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的历史，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较初29年的历史，共和国正是从这里起步。这是一段极其重要而又比较复杂的历史，写好它十分不易。

　　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对党史研究和宣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就要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也就是说：一定要着眼全局，抓住要领，分清主次，全面分析，这才称得上真正的“实事求是”。学术研究和创新也决不能离开这个前提。

　　新较初29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是什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民在下着手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党在这个时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历史从来是复杂的，在充满矛盾中行进。抓住了这个主题和主线，人们对原来看起来头绪纷繁的事情就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做到一目了然，对这个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发生的曲折也能作出中肯而恰当的分析；要是看不清或者离开了这个主题和主线，就会失去中心，只看到一个个孤立事件的堆积，或者仿佛列举了一些事实，实际上却得出以偏概全的完全错误的结论来。

　　随着时光的流逝，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人今天只能靠阅读书籍和报刊中的记载来了解这段历史。令人担忧的是：现在有一些书刊似乎只津津乐道这段历史中的消极方面，仿佛那些年只充满一片黑暗，而对当年举国上下热气腾腾地建设新社会和新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却抱着奇怪的冷漠态度，以为那都是“老一套”，不值得再多说。有的人还把一些道听途说以至任意编造的“故事”当作信史，加以渲染。它留给人一种印象：在这段时期内所做的，无非只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整了一批人又整了一批人，别的就没有做什么好事。这种误导积以时日可能造成的恶果，从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中已可以看到不少惊心动魄的事例，值得深思。还有一些作者出于好心，要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绩，常常拿改革开放以前物质条件的贫穷作为反衬，有点像“忆苦思甜”的样子。但它“忆”的是新早年的“苦”，看不到像老舍《龙须沟》等作品中描写的新的“甜”。这种对比方法抛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不作具体分析，很难说是科学的态度。有如一个原来贫困的家庭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终于逐步富裕起来，子弟们能不能因为今天的富足而嘲笑父兄当年的“寒酸相”？那能说是“实事求是”吗？全国党史工作会议批评“党史领域在学风上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并且郑重地指出“近年来，社会上存在一些偏离党史主题和主线的问题”，可能也包括前面所说那些现象在内。

　　《党史》二卷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开卷的篇，就以浓重的笔墨在读者面前重新展现出新较初几年那幅令人振奋的历史图景，旗帜鲜明地指出当时在短短七年内实现的两个“历史性转变”：“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在我们这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旧社会留下满目疮痍的国度里，要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实现这两个“历史性转变”是何等艰难的事情。书中不是以空话而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刻画出怎样全国人民在艰难的环境下迅速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制度，在广大农村和城市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荡涤旧社会留下的种种污泥浊水，展开大地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热火朝天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步骤地以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书中指出：“这是历较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些叙述和论断是公正的，符合实际的。经历过这场历史性巨变、为它献出过自己青春年华的大多数人，大概都忘不了当年那些充满蓬勃朝气的火红日子，为曾替它添过一砖一瓦而自豪，决不会对自己的前半生感到后悔，因为今天的一切都是从昨天走过来的。没有昨天，也就不会有今天和明天。

　　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了，人们兴高采烈，希望尽快地把发展起来。正如《党史》二卷第二编所描写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已取得巨大进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全党上下精神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事业。”但究竟怎样来建设这个新社会，却几乎全无经验，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国内外环境的紧迫性又不容许人等到从容地弄清这些问题并积累起足够经验后再迈出大的步子。这就留下许多教训：由于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再由于前一阶段的顺利发展而骄傲和轻率起来，在大胆地往前闯的过程中犯过严重的错误，经历了严重的曲折，特别是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

　　《党史》二卷对这两次严重错误和曲折并没有回避。在第二编和第三编中，以大量篇幅详细地写出这两次严重错误的演进过程和造成的恶果。这些痛苦的事实是不应该被忘却的。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只能从实践、包括犯错误的实践中来。正确地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可以使人更聪明一些。本书没有把眼光停留在对一些现象的描述上，而是进一步分析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引导人们团结起来向前看，使读者能够从中领悟到今后如何防止重犯的办法、措施和制度。这是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也符合同志关于如何对待历史问题的深刻论述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的精神。

　　从《党史》二卷中还可以看到：这两次错误和曲折，不管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较后都是由自己起来纠正，并且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由任何其他力量来纠正的。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代表着较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同人民群众始终紧紧站在一起的蕴藏着何等生命力，具有何等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磊落胸怀和政治品格，能够毫无愧色地担当起各族人民的光荣职责。同时也可以看到，人民在经历了许多痛苦后，依然坚决地相信这个党，愿意团结在这个党的下，继续万众一心地共同奋斗。因此，当读本书第四编时，看到在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两年徘徊中前进，终于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就觉得那已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十分自然了。

　　一部党史，就是用事实告诉读者：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党。这个问题在今天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目前，大多数在职党员干部和干部是新成立后出生的，许多人没有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艰苦斗争，没有直接参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对新成立以来我们党取得的成就以及历史曲折缺乏亲身感受和直接体验。因此，需要组织和引导他们系统地学习党的历史，接受生动具体的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在这个时候，《历史》二卷的出版，可以说恰当其时，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

真转真改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害 
 （张　江）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辽宁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关键是要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落实，紧紧抓住真转真改这个要害，全面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真转真改责任

　　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革。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一项重大突破就是彻底分开和分类指导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推动形成两手抓、两加强的文化发展格局，这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必须进一步转变职能，实现由“管脚下”向“管天下”、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必须坚持把深化改革与加快资源整合有机结合，实现文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推进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逐步到位；必须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规范经营性文化单位经济行为，努力提高服务水平。真转真改，就是把企业化、市场化作为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的基本方向，把职能真正由办文化转到管文化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实行政事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把不留壳、不借壳、不造新壳，不可逆、可核查作为基本原则，总体设计、统筹规划、整体实施、全面推进，努力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这是近年来辽宁认真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在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我们紧紧抓住建设辽宁中部城市群文化体制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个契机整体推进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决策部署在辽宁的具体展开，是辽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